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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印刷媒介對近代早期英國教育變革的影響 | 張煒

2019-01-26 11:00 111

2011年? 第2期

論印刷媒介

對近代早期英國教育變革的影響

張 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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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深刻影響,近代早期英國教育領域發生了一次涉及教育理念、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的全方位變革,而印刷媒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量人文主義印刷書的出現加快了新知識的傳播和接受;印刷媒介促進了大學教學方式的改進和學科的發展;印刷媒介推動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和教學內容的統一??傊?印刷媒介是這場變革的主要推動力,進而為英國現代教育制度的最終形成提供了有利條件。

關鍵詞:印刷媒介;近代早期英國;教育變革;現代教育制度

從15、16世紀開始,在中世紀以神啟為核心、由天主教會全權負責的英國教育領域內,正逐步經受著來自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浪潮的沖擊,這使英國高等、初等教育發生了一次涉及教育理念、教學內容和方式的全方位變革,為現代英國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因此,教育史家常常將這一時期的諸多變化冠之以“教育革命”。

正當英國學校教育經歷深刻變革之際,也是印刷術(本文指出現于15世紀中葉的金屬活字印刷術)真正走上歐洲歷史舞臺的時期。這種時空上的“巧遇”不是偶然的。有學者認為,傳播技術的變化無一例外地產生了三種結果:它們改變了人的興趣結構(人們所考慮的事情)、符號的類型(人用以思維的工具)以及社區的本質(思想起源的地方)。具體到印刷媒介對近代早期英國教育變革的作用,國內不少學者也曾指出其重要性,但大都缺乏相應的論述。本文擬從印刷媒介在傳播信息方面所獨具的穩定性和廣泛性出發,對其在這場教育變革中發揮的重要影響進行較為細致的梳理。換句話說,欲解釋這場教育變革何以如此風行草偃,就必須重視印刷媒介的力量,這便是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

人文主義印刷書的制售與傳播

從15世紀中期以來,牛津、劍橋等英國主要大學受到來自意大利文藝復興思潮的強烈影響,教學理念開始轉向對人文主義的訴求。所謂人文主義者的典型活動,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便是編輯制作拉丁語和希臘語文本,將希臘語著作翻譯成拉丁語,旨在恢復和復興古代的知識與修辭、古代用語的純潔以及古代論辯的技巧。這便促使人文主義者們去尋找在中世紀被忽略或被遺忘的古典作品,或者找到比中世紀更好的文本。如著名的牛津“三友”格羅辛、林納克及拉蒂莫爾便曾先后僑居意大利,后來通力合作促進英格蘭人文主義教育;而劍橋大學雖然在接受人文主義思想的時間上有些姍姍來遲,然而經過16世紀的進步,后來竟然趕上了牛津大學,從而使英國高等教育顯現出了煥然一新的面貌。

就在英國高等教育發生變革伊始,印刷媒介便緊隨其后登上歷史舞臺。 1476年,英國人卡克斯頓將從德國學到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引入國內,在威斯敏斯特成立了英國歷史上第一家印刷所。由于卡克斯頓在返回英國之前長期身處歐洲書籍生產和貿易的中心,他肯定對這種“新知識”已經有了粗淺的了解。于是,在回國后,他曾先后印刷過數本深受新知識啟發的學者的著作,如特拉弗薩尼的《新修辭》(1479)及其縮略本(1480)等。波吉奧·布拉喬里尼也曾引起過卡克斯頓的關注,在其出版書籍的序言和后記中曾提到過這位意大利作家。此外,卡克斯頓在《伊索寓言》(1484)中印制了波吉奧的《詼諧集》。值得注意的是,卡克斯頓的作品中還有不少英國人文主義者的翻譯之作,例如他曾出版過沃切斯特伯爵翻譯的西塞羅作品《論友誼》。

就在卡克斯頓成立印刷所后不久,一位名叫魯德的科隆人在牛津成立了一家印刷所(1478)。在魯德的作品中,已知產自牛津的共有17部書。他在1479年印制的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拉丁文本是在牛津出品的第一部人文主義作品。在其另外十幾種印刷品中,還有不少開英國風氣之先的作品,如西塞羅的演講錄和人文主義者格里佛里尼的《法拉利斯書信》。當時,牛津大學對新知識有著較為強烈的需求,拉丁語已然是學校的一門重要課程。魯德的印刷所盡管不隸屬于大學,但無疑可以在良好的人文環境下為大學提供服務。

緊隨魯德之后,一位當教師的匿名印刷商于1479至1486年間在圣阿爾班斯開展印刷業務。據統計,這家印刷所在其有據可查的7年時間內先后印制了9部作品。

從1518年開始,英國印刷商大規模出版人文主義書籍。第一本在英國用羅馬字體印刷的書籍出自平遜之手(1509)。此時,他和另一位著名印刷商德·沃德分別在倫敦建立的印刷所已經擁有了更加精良的設備,可以為兩所大學提供學校文法書。此外,與牛津大學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的斯科拉于1517至1528年間印制的書籍都屬人文主義作品,而且也特別重視大學和學校所用的基礎拉丁語課本。在劍橋,從16世紀初期投身學術著作印刷事業的印刷商是萊爾,他在1520或1521年來到劍橋時便已帶來了克洛克的一部人文主義作品。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他主要是為劍橋的人文主義團體印制書籍。這位年輕的印刷商除了在未被授權的情況下印制過伊拉斯謨作品外,還出品了兩種主要著作,即蓋倫的《論氣質》(林納克翻譯,第一版),以及埃利奧特爵士的《智慧女神》,該書曾被哥德施密特描述為“在英格蘭出版的關于人文主義運動最明晰的宣言”。

16世紀中期以后,有更多印刷商參與到了印制人文主義書籍的行列中。一度擔任皇家印刷商的伯瑟萊特在1545年印行了圣約翰學院院士卡特作品的注釋本,該書在此后多次再版,成為劍橋最流行的課本之一。畢業于國王學院的威爾遜所寫的《理性的規則》也由格拉夫頓在1551和1553年印制,其后又由金斯敦出版,是第一部用英語出版的亞里士多德派邏輯學著作。

盡管上述出自英國印刷商之手的作品已為數不少,但由于當時英國印刷商在生產技術上還落后于歐洲大陸,其所生產的拉丁語產品與大陸印刷商的產品相比還處于劣勢。為了滿足這一時期人文主義教育的需求,英國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倚重于書籍的進口。事實上,16世紀教科書的國際性質在英格蘭顯得尤其突出。商人們通常通過大陸港口進行守法貿易,他們不僅攜書而來,而且還在歐洲大陸委托訂制所需的版本。當時倫敦已是大陸印刷品的集散中心,而一些外國印刷商似乎并不滿足于此,紛紛在牛津等地建立了藏書庫。此外,在斯托布里奇集市的外國商人通過水路運送他們的貨物,也是書籍交易的主要場所之一。與外國商人展開競爭的是英國的布里克曼家族。從16世紀早期開始,他們便在英國書籍貿易中建立了一套體系。隨著事業的不斷發展,到1570年,該家族已經完全主導了此項貿易。

留存至今的證據可以表明,在牛津和劍橋出售和收藏書籍的規模在1500年后的50年里得到了長足擴展。證據主要來自當時書商的出售記錄。牛津書商多尼的《每日書》列出了1520年1至12月他所售賣的書籍,其中很大一部分屬于人文主義范疇:在2000余個條目中,含有伊拉斯謨150部作品的270個版本。同時,我們也可看出,勒費弗爾新做的亞里士多德的評論集、特拉布宗的喬治撰寫的課程輔導書以及瓦拉的《拉丁辭藻》也都非常流行。劍橋書商戈弗雷留下的書單,時間大約從1527年至1533年。戈弗雷的賬冊上不僅記錄有印刷場所,而且與多尼的記錄內容相比,增添了很多印刷商的名字。其中,除平遜和德·沃德外,其余印刷商都不在英國從事印刷活動??傮w來看,牛津書商列出的書籍數為1097本,劍橋書商則達到4108本,由此可以窺見16世紀前半期書籍買賣的繁榮景象。

16世紀英國境內流通的印刷書,其數額之多,已經基本可以讓識字的人都有機會讀到。在數萬種書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教育用書,在思想內容方面尤以人文主義為主,應該說印刷商和書商在這一時期“新知識”的傳播上扮演了關鍵角色,而大學及其教師和學生則是這些書籍的主要購買者和收藏者。

當時,牛津大學圣體學院圖書館收藏有數目可觀的人文主義印刷書,而舍伍德、??怂购透窳_辛等人都是享譽一時的著名收藏家。此外,還有很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創建的圖書館也收藏有大量人文主義書籍。例如,在1507至1554年牛津一座私人圖書館的詳細目錄(超過100條)中,記錄有20本伊拉斯謨的書,5本瓦拉的作品,另有零星的法爾福、勒費弗爾等人的作品,同時還包括大量希臘語和拉丁語語法書和詞典。劍橋的一份書單在時間上稍晚一些,記錄了1535至1536年大學教學人員擁有書籍的情況,其中包括24本瓦拉作品的版本,而且平均每個人占有3本。

除教師以外,學生中也不乏收藏者。有學者在相關材料中發現了一個名叫約翰·迪的劍橋普通學生的藏書清單。另據切克爵士的說法,當時在圣約翰學院,每個男孩手中都有一本伊索克拉底的作品。

印刷媒介推動大學教學方式的改進和學科的發展

從教學方式來看,中世紀主要依賴口授。學校為本科生提供內容寬泛的講座,剛剛畢業的文科學士大聲朗讀指定的課本,并以逐詞注釋的形式向學生講授相關信息。流傳下來的一個故事說,當一名學生被問到他在學校里讀了什么書時,他說:“我只是聽,沒有讀?!?。這個故事依據的是教師和學生行為之間的區別:“教”便是“讀”,而學生則是“聽”,而且并沒有想過要積極地聽。他們依據講座者的話做筆記,講者則讀得盡量緩慢以使學生能逐字記下。本質上,這種經院哲學式的方法無非是訓練學生根據某些預先設立、正式被承認的標準來解釋文本。

但在文藝復興思潮影響下,這種情況逐漸發生了變化。在牛津,經院哲學的教法開始受到質疑,并逐漸從中世紀的課程提綱轉向“人文主義”的課程;從基于辨證和亞里士多德的方式轉向更加強調修辭和伊拉斯謨的方式;由基于聆聽到基于閱讀。文學藝術課程的新發展要求學生不再僅是聆聽,而且還要讀和寫。無疑,從印刷所里制作出的相對便宜的文本滿足了他們的此項需要。

在歐洲大陸印制的很多教材被書商作為一種投機產品帶回英格蘭,從而為這種新興的教學風格提供了機會?,F在,學生們擁有的那些課本是他們學習的直接對象,新作家作品更加頻繁地出現,而老作品則配上了新評注。這些廉價機械產品的增加正好與新教學理論絲絲相扣。學生們可以單獨閱讀圖書,而不再僅僅待在教室里聽講座。輔導課起初處于補充地位,后來則愈發重要,他們的導師和朋友可以比從前更加自由地向其推薦閱讀作品。于是,這些能夠獲得書籍的學生也就能將閱讀行為保留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與經驗里,可以從個體讀者的角度對各種文本發表見解。此外,假期作業也于此時出現。當然,盡管印刷媒介的出現有力推動了高等教育教學方式的轉變,但是我們是否可以就此宣稱這是人文主義對中世紀教學方法的勝利尚難定論。

除了對授課方式有所影響外,印刷書如何推動學科(尤其是新興學科)的發展是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

作為傳統科目的自然哲學在此時出現了顯著變化。印刷術的廣泛使用使作為自然哲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所謂文本評論面臨一個新的局面,即需要閱讀的相關書籍在范圍和數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長。人文主義者致力于恢復散佚的古代作品,借助印刷機而使得人們一千年來第一次能夠見到大量關于自然問題的著作,尤其是迪奧斯科里斯、盧克萊修和阿基米德的作品。同時,很多人開始到新大陸及“舊世界”中那些具有異國風情的地區旅行,帶回了關于這些地區動植物習性和人類風俗的新信息,新興的印刷術使得人們獲得這些新材料更為容易。此外,印刷術還刺激了越來越多的作者開始編纂自己的作品,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本來是沒有什么關系來傳播自己的手稿的。另外,從15世紀后期和16世紀早期開始,教師教授自然哲學時開始大量采用經典作品的概略和縮寫本。為了與此趨勢相適應,印刷商開始大量印行標準文本的縮寫本,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勒費弗爾·戴塔普爾的著作。他們從1492年開始付印勒費弗爾對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的解釋作品,并被廣泛使用于英國各地,對英國大學課程的現代化具有極大影響。

至于地理學,尤其是地圖的準確繪制,則更需要印刷術所具有的相對標準化的特點。人們通常認為,印刷機能夠生產出一種“可以精確復制的圖畫作品”,這種能力本身就引起了一場傳播革命。利用印刷機把一個獨特的圖像復制并標準化,給人們的視覺意識帶來了一場深刻的變革,它可能使地圖這樣的圖像施加于潛在觀眾的影響,比手繪地圖深遠得多。毫無疑問,印刷和復制標準化地理學圖像的能力,使得整個16世紀的人們對陸地世界的理解發生了有跡可循的變化。當然,根據現存的印刷版地圖來看,其準確性的提高是一個緩慢的優勝劣汰過程,當時人們的地理概念還遠未統一。

在中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醫學的地位一直徘徊在嚴肅的學術研究與機械性的技藝之間。其通常有兩類文獻,一種反映的是理論研究和作為大學課程的實踐,另一種則為從業者提供了預防、診斷、治療的向導。就前者來說,當時托馬斯·林納克翻譯的蓋倫作品的最新版本(對開本,1519年在巴黎出版)銷售情況良好,林納克在課堂上講授蓋倫醫學時使用的就是他自己翻譯的文本。這些書籍反映了一種新的學術潮流,促進了醫學人文主義在牛津的最初發展。就后者來說,我們對多尼和戈弗雷各自銷售記錄中的醫學類書籍做了一番考察。從1535年至1558年留存下來的101份書單看來,醫學類書籍獲得了更為廣泛的讀者群,不僅是與大學有聯系的“特權人物”,還包括大學本科生、書商以及城鎮中的醫學從業者。而如果單從數量來看,大部分醫學作品的所有者都不是正式研究或從事醫學行業的人,醫書內容也主要在于論述實際操作。這些書籍代表了一種醫學文化,顯然已經超出了學校教師的范圍。根據一位世俗擁有者格西耐爾留存下來的財產清單中的記錄(于1552年去世)可以看出,他總共保有五本醫學書。格西耐爾經常從他的書籍中尋找醫學答案,可能不僅僅是進行自我診療,而且還向他人提供建議,人們(包括他的家人、族人、鄰居,甚至是旅店顧客)通常也會詢問他一些健康保健方面的問題。只有當他的建議不起作用時,病人才去看劍橋的職業醫生。一部醫學印刷書對人們日常生活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印刷書的大量出現,到了17世紀下半葉,人們關于信息過多的危機意識不斷增強,以致長期以來被尊為“神圣”發明的印刷術不得不為自己辯護,以洗脫被指控導致了一個新的蒙昧時代的罪名。這便促使那些最直接與書籍本身打交道的人,如學者、教師和印刷商聯合起來,制定了做注解和索引的方法,同時,認識到索引的效用和長處的還有那些審查索引的書刊審查員,以及為自己的書做索引的作者。這些人都把索引當作一個顯示書籍特性的工具,否則這些特性是無法為人所知的。

這種應運而生的摘要性印刷書籍,為讀者提供了從眾多作者那里選取來的分門別類的語錄和例證,同時還提供了一些印刷索引,可以引導首次或者再次閱讀一本書的讀者找到該書的主題和例證。從16世紀開始,印刷索引數量增多,篇幅增大,而且更加系統化。到16世紀末,索引總體上已經嚴格按照字母排序,而且變得更加詳細,對于一個項目給出了多個條目,并有相關條目的互見參照,相關的條目也統一到一個有幾個副標題的主條目之下。這種由印刷書催生出來的發明顯然是更有效的查找工具和記憶手段,極大提高了人們接收和處理信息的能力,從而能夠更好地應對信息劇增的問題。

總之,印刷書順應了當時大學學科課程變化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教學方式的變革,為更多人進行相對獨立的學習思考提供了條件。同時,各種新興學科的發展壯大也得到了印刷術的有力促進,從而使這種變革的步伐加快。另外,由印刷書催生出的索引方法對學術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而言不啻是更加堅實的保障。

印刷媒介推進了初、中等教育的普及與教學內容的統一

英國普通學校向公眾開放大概始于撒克遜時期。這些學校的遺跡基本都是在城鎮中被發現的。進入15世紀,這種學校漸趨穩定,當地的贊助人(主教、僧侶或莊園領主)會不時任命新的教師。由于獲得了富人的捐助,教師可以擁有穩定的薪水,并且教育也是免費的。自從亨利六世在1440年成立了伊頓公學之后,這種捐助方式便在此后一直延續下去。到宗教改革開始的16世紀30年代,在英格蘭至少已經有了80所捐助學校,特別是在那些不太容易為教師支付費用的小城鎮中,這類學校增數明顯。學校數量的增加,對教科書也有了大量的需求,而印刷術的出現恰恰可以滿足這種要求,同時,它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了此類學校的發展。

就一般性的學校教育而言,男孩和女孩們在學校中最先學習字母表(通常是拉丁字母表),教師通常將其寫在黑板上。而在印刷術出現后,印刷商們便將此種字母表付梓印刷,如卡克斯頓就曾出品過數量可觀的印刷版識字書和字母表[4](P.457),促進了英語書寫的規范化。在掌握了基本字母后,接著是閱讀練習。學生們要從基礎的祈禱文學起,為了滿足他們學習和參加宗教活動的需要,包括《圣詩集》之類的宗教文本也在卡克斯頓等印刷商的工場中被大量生產。男孩們接下來還要學習拉丁語法,學習如何理解語言以及書寫和演講。由于拉丁語的語法和句子構成與英語相距甚遠,英國人在學習此種語言方面比較困難,必須借助一定的學習工具,因此,當時由卡克斯頓出品的多納圖斯語法書便很受青睞。

如果說此前還是零星而為的話,那么到了15世紀90年代,與上述學校教育改革相適應,語法書最終成為了英國印刷品生產的常規和重要的組成部分。這種聲望首先應歸功于平遜,緊隨其后的則是德·沃德。平遜最早出版的著名的學校用書是亞歷山大的《文法教本》和多納圖斯的《語法入門》,這兩部書之前曾由魯德和卡克斯頓分別出版過。 1494年,他又印制了人文主義文法學家蘇爾皮基奧的語法書,是該書在英格蘭的首個印刷版本。隨后他與德·沃德展開競爭,制作了《語法入門長編》和《拉丁語入門》。

在16世紀初期,北歐人文主義學者的作品也被英國印刷商送上了印刷機。例如,伊拉斯謨曾幫助時任圣保羅學校高級講師的利利寫出了頗受歡迎的初級學校課本,并在1513年首次出版;他給《對句》所做的英語注釋本在1525年之后逐漸代替了中世紀的注釋本;其討論寫作問題的《雄辯術》也于1528年在英國印刷,兩年后被伊頓采用;他為兒童所寫的關于優雅禮儀的書,當中配有惠廷頓的英語翻譯本,1532年由德·沃德印制出版,并先后出現過六個版本。此外,還有《對話集》、《豐富多樣的詞語》和《書信指南》,以及《論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等,后來都成為科利特為圣保羅學校規定的書目。

而斯坦布里奇則是16世紀初期最受印刷商青睞的本國文法作家。在大約1505年時,平遜印制了一部基礎性的《文法入門》,并稱是斯坦布里奇的作品,這部作品在接下來的30年中不斷被他和其他印刷商再版。這是第一部能夠讓學生直接使用的印刷本教材,包括伊頓和溫切斯特在內的眾多學校都在使用該書。此外,其他基礎性課本的版本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也相繼被印制,而且都冠以斯坦布里奇編輯之名。它們包括論述拉丁造句的《詞典》(1507),論述形容詞比較的《韻律比較》(1509),還有俗語的一個匯編,以及一篇論述普通不規則動詞的小冊子。到了1510年,教師便可以在班里講授斯坦布里奇關于基礎拉丁文的所有主要印刷著作了,這標志著人們借助新技術,首次可以使同一個作者的文法書得到如此廣泛的使用。

16世紀早期各種語法書的流通情況表明了當時印刷書的傳播范圍。不可否認,印刷本的大量印行使這些書不再遙不可及,對學生學習各種語法知識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是它們在內容上離真正的標準化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距離。例如,從已知的12種利蘭《語法入門》的手抄本來看,該作品在發音、拼寫甚至材料方面都是多種多樣的,而早期的印刷商仍然無法克服這個問題。時人曾就此問題給出過忠告,認為老師在開始講授一部新作品時,一定要在全班大聲通讀整部作品,在此過程中,他需要提醒學生“注意隨時修正他們自己的副本,添加或刪去老師的文本中所沒有的內容”??梢韵胍?在那些使用不同語法書的學校,名稱相同的課程實際上存在著更大的差異??蔡夭捉淌繒h(1533年在倫敦召開)在一項法令中指出,當一個男孩由于瘟疫或老師過世需從一所學校轉往另一所學校時,將會接受到很多互不相同的教學方式,以至于他可能會被“所有人取笑,那些仍然使用較為原始的文法書的學生在其學習進程中將遭受巨大損失”。

真正促成教學內容的完全統一,光靠印刷商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還要依靠更強大的社會力量,而發生于16世紀30年代的英國宗教改革便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改革之前,英國的教育一向由教會負責,而在亨利八世發起宗教改革以后,于16世紀30年代后期任命了一個委員會,用以選擇一部統一的語法書。這屆委員會已與之前的這類委員會在成員構成上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力圖向學校推行統一的文法作品。因此,惠廷頓及一些斯坦布里奇的文法書在這一時期被頻繁再版[,從而在公眾中贏得了較高和較為持久的聲望。由于有了皇家權威機構的出版品,其他文法書在王國境內被禁止使用。

1542年之后,指定作品通常合在一起出版。

權威語法書的強制使用是一項頗有效力的措施。隨著授課內容同一性的實現,學校也翻開了新的一頁。它們不再僅僅抱有像1400年時那樣純粹的教育興趣,它們現在是絕對君主制國家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盡管有選擇其他學校用書和文學作品的自由,但必須教授共同的語法,以貫徹君王的統一觀念。

由此可見,從15世紀后半期起,伴隨著人文主義教育理念的傳入,印刷商和書商為教師和學生提供了大量相關印刷書籍,滿足了其對“新知識”的需求,從而為進行更深一步的教育變革提供了條件。

不管是受到思想潮流的影響,還是出于政治和宗教的考慮,印刷版教科書的使用無疑可以使教師更加容易按照新要求授課。它作為一種教學工具逐漸替代了配有注釋的手抄本,加快了課程改革的步伐,使教學逐漸擺脫了地方傳統和口頭講座的形式。另外,印刷術所具有的穩定性和傳播性,也使其能夠對很多傳統和新興學科的發展演變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印刷版教科書也被用來控制學校的教學。統治者利用印刷商生產那些受到認可的書籍,并成為其政治控制的一部分。

當然,人們通常假設隨著印刷術的出現,思想的傳播方式發生了一場全新的革命,但歷史事實卻也不盡然。我們需要指出,印刷商們普遍利用了業已確立的思想傳播模式、藏書習慣以及圖書貿易的市場和發行模式。與中世紀的抄寫員及書商所做的一樣,印刷商們不僅生產新作者的著作,而且繼續提供中世紀學堂和大學中已出現的各種著作。近代早期英國歷史在斷裂與延續之間始終有其自身的平衡性,這一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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